第三类是企事业单位制定的自制规章，这些自制规章有些是对内部成员的，有些是有外部效应的。
[44]在某种意义上，货币化的成本收益分析以如此透明的方式运作，本身也是鼓励各方参与者围绕决策当中的各个重要变量展开论辩，[45]最终促使全社会形成规制理性，推动政府审慎行政。[5]又如，有学者曾提出与成本有效性分析（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CEA）有所契合的分析方法，即计算某种手段的损害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比值，但却认为可以借鉴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计算不同规制手段的损害和收益，[6]这便未能体察到在成本有效性分析中对决策效益的描述可以不必以货币化的方式呈现。
[42]See Nick Hanley and Edward B. Barbier, Pricing Nature: Cost-Benefit Analysis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Cheltenham: Edward Edgar, 2009, pp.7-8. [43]参见郑雅方，见前注[3]，第210页。以旨在降低过早死亡概率的决策为例，常用的收益计算步骤是：首先计算降低一定量级死亡风险的决策所能够拯救的统计学意义上的生命数量，再借助人们购买降低风险的产品的价格除以该产品所降低的风险量级，或者以高风险职业的工资溢价除以风险量级的差值等方法来测算统计学意义上的生命的价值（value of statistical life, VSL），进而将两者相乘，得出决策的总收益。为此，便需要在运用货币化成本收益分析的同时，引入其他补充性分析工具，构建多重的成本效益分析机制，以弥补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不足。受行政活动政治化、行政任务社会化、行政立法兴起、全球化冲击对国家主权的等因素影响，现代国家的行政呈现出了民主赤字的局面。尤其对于那些成本主要由政府财政而非社会主体直接承担的行政决策而言，由于财政支出的额度规模通常可以确定，成本有效性分析于此便可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但正如有学者在阐述发展中国家是否适于采取成本收益分析时所指出的：相比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更加经受不起产生社会净成本的措施。[44]See Michael A. Livermore, Can Cost-Benefit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Go Global?, New York University Environmental Law Journal, Vol.19, No.1, 2011, pp.160-161. [45]See Nick Hanley and Edward B. Barbier, supra note [42], p.308. [46]参见郑雅方，见前注[3]，第204页。第二种情形是，如果多个决策选项本身皆符合净收益标准，那么不应当以这些决策不具有经济可行性为由拒绝实施。
[33]譬如，唯有决策者确定降低某种物质排放水平可以带来多大程度的健康提升，才能测算决策的收益。这意味着，当某种行政决策的货币化收益小于成本时，考虑到情感等质性因素的存在，也未必不可作出这一决策。参见卢超：事中事后监管：理论、实践及反思, 《中外法学》2020年第3期，第785页。[73]于是，只要企业的合规成本不会导致其无利可图或停业，该措施便是可行的。
[71]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当个人的收入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财富的增长对于健康状况的改善呈现出边际效用递减的态势，[72]因此，虽然这一部分合规成本的消耗可能导致企业管理层人员高薪的降低，但却可能为失业人员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同时也不会减损高薪人员的健康状况。成本收益分析乃是比较决策的收益与成本孰高孰低，或不同的决策选项中何者收益最高。
席涛：《美国管制：从命令—控制到成本—收益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5-149页。[69]需要说明的是，该分析工具当中的各种指标并不具有确定的标准，而是有赖于决策机关的裁量判断，即便是可行性分析的支持者也承认这一点。[58]See Shapiro and Glicksman, supra note [15], pp.167-172. [59]See Livermore, supra note [56], p.16.有学者指出，理论上讲，可以借助我国《行政许可法》第20条中规定的许可评价制度，从经济效益与行政成本等角度，对行政许可与事中事后监管这两种机制进行定性或者量化比较。第二，由于采取更为直观的决策效果表达方式，行政系统内部的官员和民众都可以事后审视决策的效果是否与事前的计算相一致，[63]从而使决策更加公开、透明，也更有利于对决策进行监督。
然而，人类接触有害物质的方式通常是长期低水平暴露，但受制于研究条件，科学家只能从短期高剂量暴露的动物反应当中外推（extrapolate）低水平暴露的情况，虽然科学家开发了若干种外推模型，但并未形成共识，各种模型下低剂量风险的计算结果可能千差万别。例如，虽然从事高山滑雪运动、从事建筑工作以及饮用含砷的水招致的死亡率大体相同，但可以料想，鉴于三种活动的自愿程度不同，政府也通过不同程度的规制性决策予以回应。[55] 第二，应当充分考虑行政决策所产生的难以通过货币化方式呈现出来的积极效果，从而避免低估行政决策的收益，避免成本收益分析成为规制怠惰的托辞。但可行性分析的支持者却指出，为了符合限制排污的决策要求，企业需要安装和运转相应的设备，从而需要雇佣更多的人员。
如《价格法》第23条、国务院《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第10条第（2）项和第19条第1款、《国务院工作规则》第25条等皆要求注重相关政府决策的可行性。[78] 第二，经济可行性分析可能使决策者错误地放弃那些本应优先实施的规制措施。
在实施成本收益分析之际，决策者应当展示所掌握的数据、所使用的假设和对决策效果的预期，这使得外部监督和批评成为可能，由此可以避免闭门造车的决策失败，特别是对于特殊利益诉求发挥过多影响力的决策机制而言，采用此种分析工具尤具意义。此时有必要注意的是，在对不同决策选项开展成本收益分析之时，也应将潜在的政府财政负担计入决策成本。
[38]而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普遍运用，便可能成为不适当地放松规制或规制怠惰的借口。[8]此外，还有学者期待以脱离货币量度的主观福祉分析（well-being analysis, WBA）或曰幸福分析（happiness analysis）改造传统的成本收益分析，以容纳任何在现行社会规范下人们认可的价值增减, [9]但主观福祉分析所使用的定量评价受到量化区间之上下限的限制，[10]当前的科技也无法制造出完美的幸福指数测量仪，[11]因而尚未真正进入各国行政决策实践。因此，行政决策者应当尽可能全面认识行政决策的各种成本效益分析工具，把握各种工具的应用场景，从而灵活、妥当地加以运用。进言之，可以根据行政目标和任务的类型化区分，综合运用各种分析工具，并对不同分析工具在决策形成过程中的权重加以调适，形成多重的行政决策成本效益分析机制。[30]W. Kip Viscusi, Rational Discounting for Regulatory Analys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 view , Vol.74, No.1, 2007, p.227. [31]See Richard L. Revesz and Michael A. Livermore, Retaking Rationality: How Cost-Benefit Analysis Can Better Protectthe Environment and Our Heal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58-59. [32]See Cass R. Sunstein, Health-Health Tradeoffs,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 Vol.63, No.4, 1996, pp.1543-1548. [33]参见洪延青：藏匿于科学之后？——规制、科学和同行评审间关系之初探, 《中外法学》2012年第3期，第540页。当前甚少观察到运用成本效益分析对行政决策进行评估的实例，或许也部分地源于这种认知的不足。
[1]关于行政机关在实践中采取哪些具体方法分析行政决策的成本和效益，目前并不十分清晰。[40]行政官僚具有行政管理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亦属于专家。
郑雅方：论我国行政法上的成本收益分析原则：理论证成与适用展开, 《中国法学》2020年第2期，第201-219页。如果只存在一种决策选项，成本与效果的比例数值更是无法提供决策指引。
可以说，在我国，对行政决策开展成本效益分析已经具有了广泛的规范基础。第三，以非货币化的方式呈现出决策的效果，亦简化了分析步骤，从而不会像成本收益分析那样招致严重的决策迟延。
具体来说，货币化的成本收益分析采取的是中立、普遍的标准，因此一方面，此种方法论层面的约束使得决策者不能利用成本收益分析来证立那些单纯被行政官僚支持的无用的决策。[57] 第三，由于在行政决策作出之前实施成本收益分析会导致决策迟延，甚至会徒耗行政资源，因此决策者应当将成本收益分析工作的重心从事前分析转移到事后审查，并随之调整决策，从而既可以使决策更为及时，又能较少耗费分析资源。一种方法是显示偏好法（revealed preference）或曰享乐价格法（hedonic pricing）。由于它完全没有将决策收益纳入考量，由此可能导致过度规制和规制不足。
由于某一领域的高成本投入对整体经济造成影响，因而看似不相关的经济领域的活力也可能下降。早在2004年，国务院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便指出应积极探索对政府立法项目尤其是经济立法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
依照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标准，任何政府决策皆不免同时造就受益者和受损者，如果受益者之所得超过受损者之所失，从而可以使前者在境况变好的同时潜在地补偿后者，则尽管特定群体的境况因该决策而变差，但由于社会总体福利扩大，因而在整体上社会的境况也将变得更好。四、补充性分析工具与多重分析机制的构建 虽然可对货币化成本收益分析予以理论辩护，也能改进其操作方式，但并不能完全解决成本收益分析面临的所有问题。
最后，成本收益分析还面临伦理层面的批评。[49]See Graham, supra note [14], pp.420-421. [50]See Livermore, supra note [44], p.161. [51]参见桑斯坦，见前注[29]，第156-158页。
[5]参见王学辉等，见前注[4]，第37-38、47、141-142页。第一，以何种单位量化决策的效果可能存在争议。总体而言，当前的研究大多针对的是追求决策净收益最大化的成本收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 CBA）。[14]See John Graham, Saving Lives through Administrative Law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 Vol.157, No.2, 2008, p.511. [15]See Sydney Shapiro and Robert L. Glicksman, Risk Regulationat Risk: Restoring a Pragmatic Approach,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106-107. [16]See Patrick A. Mac Laughlin, Ignoring Implementation Costs of the Clean Air Act: ACostly Mistake,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and Policy, Vol.7, No.1, 2010, p.122. [17]参见奥格斯,见前注[12],第158页? [18]See W. Kip Viscusi, Equivalent Frames of Reference for Judging Risk Regulation Policies, New York University Environmental Law Journal, Vol.3, No.2, 1995, p.434. [19]See Maureen L. Cropper, James K. Hammitt, Lisa A. Robinson, Valuing Mortality Risk Reductions: Progress and Challenges, Annual Review of Resource Economics, Vol.3, No.1, 2011, p.317. [20]See Shapiroand Glicksman, supra note [15], p.100. [21]Steve P. Calandrillo, Responsible Regulation: A Sensible Cost-Benefit, Risk Versus Risk Approach to Federal Health and Safety Regulation, 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 Vol.81, No.5, 2001, pp.1022-1023. [22]See Viscusi, supra note [18], p.445. [23]See Bronsteen et al., supra note [11], pp.1655-1656. [24]See Frank B. Cross, Natural Resource Damage Valuations, Vanderbilt Law Review , Vol.42, No.2, 1989, p.317. [25]See Calandrillo, supra note [21], p.1026. [26]See Stephen Clowney, Environmental Ethics and Cost-Benefit Analysis, Fordham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 , Vol.18, No.1, 2006, p.123. [27]Ibid., p.119. [28]See Douglas A. Kysar, Climate Chang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Comprehensive Rationality, Boston College Environmental Affairs Law Review , Vol.31, No.3, 2004, p.580. [29]（美）凯斯·R.桑斯坦：《风险与理性——安全、法律及环境》，师帅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1页。
复次，即便成本收益分析未必意味着规制的怠惰，但由于复杂的分析过程本身需要耗费时间和金钱，因而如果要求行政决策必须调适至符合净收益标准，则一定会导致决策的推迟以及决策成本的增加，从而无形中影响决策的净收益，这就使得成本收益分析难以自洽。2.收益计算的技术难题 虽然成本的计算已困难重重，但通常认为收益比成本更加难以量化。
席涛，同上注，第38-40页。[34]See Howard Latin, Good Science, Bad Regulation, and Toxic Risk Assessment, Yale Journal on Regulation, Vol.5, No.1, 1988, p.98. [35]参见（美）理查德·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上），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此一思路即与将成本收益分析作为事后评价机制有所契合。《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开展立法成本效益分析工作的实施意见》、杭州市人民政府颁布的《市政府重大行政事项实施开放式决策程序规定》等地方层面的立法和规范性文件也要求对包括行政立法在内的行政决策实施成本效益分析。
